摘要：在此阶段，一系列体制性和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将会显现。 ...
2016年在美国建厂投产，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生产成本与美国相差无几，不仅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，还有运输、税收、能源和垄断成本。
企业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下，增加短期流动资金可能是必要的，但要谨慎对待增加中长期贷款。过去两三年，我国杠杆率已经出现了稳住的苗头，M2增长降低了，是个好事。
现在要把脑子里固有的保增长等目标放一放，集中力量做一件事：紧急情况下解决老百姓和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，帮他们减轻困难，渡过难关。地方政府更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，需要承担更多责任，要更务实。现在需要的是解困政策，不是刺激政策，否则会给未来经济发展造成更严重的影响。比如，苏州近期发布支持中小企业的十条政策，解决企业面临的最急需解决的困难，这就是政府的中心工作，也是在做常规的事情。另外，也需要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，把过多的行政性经费和其他不必要的支出压下来。
不务实、不作为的，应该问责，但要以老百姓的评价为第一标准。你怎么看？ 王小鲁：短期内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。这种做法成本很高，日常工作靠自上而下的监督，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各个国家的实践，都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成本是无法承担的，而权力间的制衡，是监督成本最低的办法。
中国人最讲究和为贵，中庸之道。再以复工来说，目前复工做得好的区域是沿海地区，江浙沪和深圳都做得比较好，按理说这些地方人员流动大，传播新冠肺炎的风险最大，他们复工应该最慢。这里有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，我们应该汲取。各级干部都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，由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，官员又经过层层选拔，他们的底色是好的。
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成功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央的领导下，地方有足够的自主权。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有序复工，可是他们领悟到的信号，是不能有一例新冠肺炎，不能犯任何错误。
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好几天没有一例新增，可是他们的复工却反而慢。导致不停地发文件，最后执行结果谁也不管。更深层面说，我们的治理体系出现问题。这是从钟摆的一端，摆到另一端。
只有给地方官员安全感，他们才能干好工作。造成的后果就是官员的行为被扭曲，做出一些大家没法理解的事，譬如感恩这样的事，这说明行政系统在执行过程出了大问题。这需要具体措施，不能简单发个文件就了事。真的让人大实实在在审预算，人大就会认真审。
现在听说又要搞大刺激，几十万亿地方投资又要往下砸。现在，对干部考核的最低限度，至少要把一票否决取消，把巡视制取消。
这过去三四十年，我们成就也很大。在一五期间，中央的权力非常大，到了1960年代，地方的权力扩大了，改革开放后确立了地方权力，在1993年从法律层面将地方自主权固定下来。
解决之道是什么？首先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，我们要按宪法办事，要做好权力的分配和制衡。党的领导有了宪法的根本保障。最近我看了下复工的调查情况，三月初只有60%，现在可能达到70%，但农村工人返工率低，二月中旬农村农村劳动力流出只有15%，月底上升到30%。这么做的话，至少可以更加正规化，透明化。这样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，同时又能保证中央的权威。当然，我们有成功的经验，也发现了问题。
到了邓小平时代，我们又做了一些打破前30年秩序的工作，譬如打破计划经济。同时，在这种压力下，防疫措施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，有人跑到人家里去砸麻将机，那一家人一起吃饭是不是也不可以？还有把人拽出来扇耳光的过激行为也出来了。
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发挥上下齐动优势的同时，还要保护地方的积极性。（作者姚洋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。
有人担心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能力，能力都是实践中培养出来的，只要给了这样的权力，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？ 上面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治理问题。
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要搞形式主义，但是一票否决和巡视之下，仍有各种形式主义。这样，各级政府都能运行在法律框架内，干部们做事心中有底，激励和考核都有方向，做事也会积极主动。但是发展到现在，我们意识到需要立一些东西。现在其他国家应对得也犹犹豫豫，出现很多问题，这说明决策不是那么好做。
另一方面，地方干部被巡视着干工作，心里肯定不好受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为了对付巡视，为了不犯错误，官员们畏手畏脚，什么也不敢干。
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，对地方权力的监督，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。党和政府的关系是我们根本性的问题，要理清楚。
这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所走的路不一样。应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，如果把自主权拿走，以复工为例来看，官员干工作就是畏畏缩缩的。
我们要发挥组织部的功能，以真正的综合性考察来考核官员成绩。第二，重新评估巡视、督办制度的作用似乎又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扩张又在眼前，而且规模可能比以往更大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其中9个省份公布的新投资计划，合计总投资规模23.12万亿元。
如果投资优先，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新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，虽然能对拉动经济回升起一些作用，但诸多负面影响不容低估。近年来虽然资本形成减缓，但上述比例仍然在54:45左右，消费率仍然过低，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。
这一变化是持续的货币宽松和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带来的。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进行实质性调整，转向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轨道。
对面临困难仍能救活的企业采取提供短期贷款担保、降低利息负担，帮助企业招工复产，促进供求衔接，疏通交通运输物流渠道等措施。其二，以往的经验证明，政府大规模投资虽然短期能拉动冶金、建材、能源等少数行业快速增长，但一旦大规模投资浪潮结束，这些行业往往会陷入产能过剩境地，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。
